无论是我们祖辈、父辈所经历的集体时代的“露天电影”（“坝坝电影”），还是现在我们坐在繁华的都市影院中观赏的“现代电影”，看电影已经成为了每个人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生活经验。或许正是因为这种“惯习化”，我们不会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去看电影？是被电影文本吸引？还是什么别的原因？进而，我们更不会去追问我们是怎么看电影的？又为什么能够看到这部电影？这事实上涉及的是与电影相关生产、放映与制度等问题。云南大学郭jianbin教授在其新书《在场：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》中，就向我们回答了上述问题。
作为一部“民族志取向”（注1）的传播研究著作，这本书是作者及其研究团队自年以来，以位于中国西南滇川藏交界的“大三角”地区为田野地点（注2），以流动电影及其相关的“媒介实践”（注3）为考察对象，在较为扎实而深入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上，由作者独立完成的一本学术专著（郭，：前言1）。在书中，作者围绕“在场”这个分析概念，从国家“在场”、“转场”和观影者“在场”三个面向串联起了流动电影实践的三个维度：生产（注4）、放映和观看。
在笔者看来，这本书的内容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书中的三个关键性概念“在场”、“转场”和“守望”之中。因此，要想真正理解这本书，需要从这三个概念讲起。
一“在场”
如前所述，全书的结构层次是在“在场”这个核心概念之下铺陈开来的。关于什么是“在场”，作者在“导论”部分首先就进行了界定：“所谓‘在场’，指的是特定的大众传播制度及相应实践所构筑的时空中的一种“结构化”存在及其象征意义。”（郭，：2）进而作者对这个概念的理论内涵进行了阐释。
笔者认为，沿着作者的思路，“在场”这个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。第一，“在场”是一个特定的“媒介时空”。这个时空是由特定的传播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媒介生产、消费等活动构成。就本书的讨论而言，就是指与流动电影相关的“媒介实践”。同时，媒介时空和社会时空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。就区别而言，媒介时空较之于社会时空最为特殊之处在于媒介时空中“在场”和“不在场”的交织。也就是说，由于在媒介时空中，时间是可逆或可重复的，空间的边界是模糊的，“在场”和“不在场”可以同时呈现于其中。特别是那些“不在场”是如何通过媒介的连接而具有了“在场”的意义，更是应该成为探讨这一特定媒介时空中“媒介实践”的关键。而就联系而言，首先，媒介时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时空。按照吉登斯的观点，时间和空间的“成交”（emptyingout）使得社会诸关系的延伸成为可能（转引自杨雅、喻国明，）。也就是说，时间和空间的交织共同构筑起社会力量的根源。因而媒介时空中同样存在着一个社会的维度，只不过这个社会的维度是经由媒介建构的。其次，媒介时空只是诸多社会时空中的一种类型，它既与其它社会时空交织在一起，又和其它社会时空相互组构而形成更大的社会体系（socialsystem）。这就意味着，媒介时空中必然含有社会时空的逻辑，用作者自己的表述，就是必然与一个“社会结构空间”（郭，：8）有关。
第二，“媒介时空”中的媒介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，也就是作者所谓的“媒介实践”。如前所述，媒介时空一方面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空间，另一方面又被置于更大的社会空间之中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媒介时空类似于布迪厄（Bourdieu）学术话语中的“场域”（field），其中必然会涉及到行动者、行动、互动、关系、位置、规则、结构、权力等要素。因此，在媒介时空中展开的流动电影，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与电影文本有关的看——这也是传统的传播学研究中最为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