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看好了白癜风 http://m.39.net/pf/a_4784138.html年夏，顾颉刚第一任妻子吴徵兰患病，家中长辈惜钱不予治疗，顾氏焦急不安，遂患失眠症（顾潮：《顾颉刚年谱》，中华书局年版，第41页）。年8月1日，吴徵兰去世，顾颉刚“感受了剧烈的悲哀，得了很厉害的神经衰弱的病”（《吴哥甲集·自序》，《顾颉刚民俗论文集》第1卷，年版，第25页）。从此，失眠纠缠顾氏一生。翻看顾氏日记，随处记有“未得佳眠，体倦甚”（《顾颉刚日记》卷1，第46页，年1月8日，以下只标注日期），“昨夜失眠，今日精神颇不好”（年5月19日），“失眠，服药”（年7月4日），“失眠，愤甚”（年1月1日），“一工作即失眠，愈发愈烈”（年9月12日），“连夜睡不好……真苦杀人也！”（年8月10日）,“高度失眠”（年7月31日）。失眠使顾颉刚长期受到焦虑情绪因扰，他曾反思自己“对事求十分满足，对人求四面无伤”，结果“反将尽违其意，而皆以为忤”（年1月10日），宽解自己为人处事不必求全责备。然而，人之天性岂能轻易转换，他一生“好学，爱才，急功”（年12月31日），人际关系上更是左支右绌，这都加重了他的失眠症。顾氏勤于学问，大小学术规划无数，不惜代价拼尽全力完成。任职燕京大学时，生活安定，经费充足，日记中屡见“作论文二千言”“作论文三千言”等语，然奋笔疾书使失眠症加重，累及心脏，有时只得由他口授，第二任妻子殷履安“书之”（年12月1日）。病中自联“好大喜功，永为怨府；贪多务得，何有闲时”（年4月27日），字里行间透着重重的焦虑和不安。顾颉刚的爱才、惜才、育才，早已传为佳话。然而，细究他与学生的交谊，多数以老师的热情帮扶、弟子的感恩奋进开局，以老师的失望责备、弟子的疏远离散收场。顾氏很勤奋，总觉学生不够用功，一些弟子的为人处事、思考能力甚至作文行笔令顾氏焦心不已。老师必定是要培养学生的，从中山大学到燕京大学，再到齐鲁大学，类似情况一再重复，这加重了顾氏的焦虑症。顾颉刚不善处理人际关系，为人“在讨论学问上极能容忍，而在办事上竟不能容忍”（年10月1日），教书、办刊诸事中，得罪人无数，自叹“我的内忧外患太多了！”（《顾颉刚自传》，《宝树园文存》卷六，中华书局年版，第页）。日记所记“孟真不愿我不办事，又不愿我太管事，故意见遂相左，今晚遂至破口大骂”（年4月29日），“访孟真，又大闹”（年7月26日），“孟真之忌我如此，真无聊”（年6月25日）等，鲜活地呈现了他和老同学傅斯年关系恶化后的焦躁情绪，直到晚年，他对傅氏“家长作风”仍无法释怀，庆幸自己“不就范于彼也”（年7月，补记）。对个人来说，失眠的主要病症是焦虑，对民族而言，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往往会以否定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方式表达出来，近代中国民族危亡背景下，顾颉刚的焦虑表面上是个我问题，实则颇有近代中国社会的身体政治意味，一定程度上是中华民族整体病症的个体性投射。与其说顾颉刚的“层累”说是古代辨伪传统的延续和洞察戏曲唱词故事流变规律的学术发明，还不如说是文化焦虑的产物。从近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横侧面看，质疑和否定不是个案，而是那个时代的潮流。传统文化以被给予、被规训的历史记忆代代存续，教化、强制等文化机制根深柢固，国运衰微、社会控制力下降的近代中国，给予人们批评、质疑乃至否定的机会和勇气，挣脱这些历史记忆也有了契机，个体独立意志彰显出来，胡适如此，鲁迅如此，顾颉刚也如此。从顾氏日记看，起初，“层累”说受到的质疑并未过多地影响他的情绪，实事上，他是欢迎质疑的，讨论的人越多，“层累”说的影响也就越大，提出“层累地遗失”说的钱穆还得到顾氏的特别关照。不过，越到后来，他越是把对“层累”说的指责视同人身攻击，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丕绳告我，黄永年语彼，近日周予同在复旦讲堂上大骂我，谓我‘邪说横行’，此真怪事，我有何邪说耶？总之，我加入上海学术界便是罪，使海派惴惴不安者我之过也。惟念当《古史辨》初出，予同亦颇捧场，何前恭而后倨耶？无他，以前无利害关系而今则相迫相摩耳。我之树敌，皆由此来，孟真如此，煨莲如此，晓峰如此，赞虞如此，宾四如此……”人际焦虑的学术因应便是更加坚守他的古史观念。据女史李政君研究，顾颉刚的民俗研究是辅助其古史考辨而展开的学术探索，不能单视为“层累”说的思想来源，年前后执教燕京时，所著《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》《三皇考》《战国秦汉间的造伪与辨伪》等皆是以“层累”说为方法的古史考辨成果。他的历史地理研究依循的是以“辨伪”的手段论证中国疆域的“层累”，年发表的《中华民族是一个》，也依然以“层累”说为基本方法论探讨多元民族逐步融合的历史事实，论证“一个”的客观合理性。年前后，自谓“从考索之功进入独断之学”，但仍坚持旧有古史系统、古史学说乃“层累”造成的核心理念（李政君：《变与常：顾颉刚古史观念演进之研究（—）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，第——页）。年前后，唯物史学方法引起顾氏
